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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法师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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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是什么意思?鸠摩罗什法师有什么传奇?

文/南怀瑾

翻经的人,有个人题,是不能够少的。

佛经是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印度恒河流域,舍卫国所说的;这是我们指这部经,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所讲的。年代久远了,那个时候记录是梵文撰写的,那么这个经典什么时候传到我们中国来?什么人翻译的?把梵文翻成中国文。在什么地点翻译的?我们都应当明了,然后我们才可以相信,那么这些也都有详细的记载,“人题”就是记载这一桩事情。

请看经本,“姚秦三藏法师鸠摹罗什译”,我们也给诸位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姚秦

这个人题,“姚秦”这是“记时也”,这两个字它的作用,是记年代的。

在中国历史上以秦为国号的,曾经有过四次。

因此,在历史上就把这个“秦”上头,要冠一个国王的姓,才能够辨别,否则的话我们单讲‘秦’,到底是那一个秦国呢?那么重要的,它有三个,我们在此地把它列出来。

“周朝平王封非子于陕”,陕西咸阳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长安,这是我们中国以秦为国号的第一个,“嬴秦”,他姓嬴,到他统一中国之后,那就是秦始皇,秦始皇的秦,那个秦国是第一个秦。

到后来在‘南北朝’的时候,‘苻坚’本来是晋朝的臣子,以后他在‘关中’一带,等于他在那里割据了,独霸一方了,他自己称王,不听朝廷的命令了,他自己在那里建了个国家。这个时候是五胡乱华的时候,五胡十六国,中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那么他建国号也称秦,为了与前面这个秦有所区别,所以史学家加上一个他的姓,苻坚,称为苻秦。

在公元‘三百八十四年’,‘姚苌’是苻坚的将军,他篡了位,把他灭掉了,换句话就是发动了一次政变,他成功了,把苻坚推翻了,那么他,称为秦‘王’,那么这个国号名字没有改,实际上这是两个势力改朝换代了,所以在历史上称这一个‘秦为姚秦’。

鸠摹罗什大师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姚秦的时代。

可是这个事情要从苻秦讲起,从苻坚讲起。

那么诸位先看这一条,苻秦‘苻秦在建元九年(一说十三年)’究竟那一个说的对呢?很难考证。这个历史上记载说,‘有异星现于西域分野’,这是在天文上出现了这么一个奇迹,在当时这是国家上一桩大事情,很不平凡的天文现象。那么在那个时候占卜,占卜在卦象当中所显示出这是一定有一个有大智慧的人、贤人,这个贤人在西方,他要到中国来,要来帮助中国。

古时候,这中国自古以来,在印度也是如此,对于‘贤’人‘哲’人,都看作‘国之大宝’。所以,进贤就受上赏,国家第一等的赏赐,这个奖赏颁给谁呢?颁给那个推荐贤人的人。当然秦王苻坚动了心了,西域有大智慧,有贤者,我们要把这个人请到中国来。

那么诸位想一想,国之大宝,人家国家怎么肯放手呢?当然不肯放。于是乎,在‘建元十八年’,我们就算十三年说起吧!到十八年,五年。可见得在这一段期间当中,必然有活动,想求罗什大师到中国来,那人家国家不肯放手。不放,这个秦王是实在不得已了,‘建元十八年九月遣大将吕光率兵入龟兹,迎什师’。这个在历史上是记载的,吕光带著七万大军,从长安到龟兹。龟兹这个地方,是在现在新疆天山南麓,那么在当时,在西域也是一个大国,当然他的国家没有秦那样的强大,也敌不过秦的大军。这两个字念龟兹,念秋慈(qiū cí),而不念龟兹,要念龟兹就错了,念龟兹。

那么这个发兵初期的时候,秦王就交代给吕光,这一次的用兵,劳师动众,从长安到龟兹,几千里的路程。在那个时候都是徒步行军,七万人,诸位想一想看,相当不容易,没有交通工具。那么,用兵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求鸠摩罗什大师。他说我不贪图财宝,我也不贪图土地,对龟兹国并不是发兵去侵略他,只要他答应我们,把罗什大师请到我们中国来,弘法利生,这个军队去迎请罗什大师。他要不给呢?不给就打仗,把他的兵打败之后,我们再谈判。谈判怎样呢?还是要请罗什大师,不为别的。

诸位想想,我们中国人这个求法,为了一个贤人,不惜劳师动众,就为一个人啊!

那么吕光兵临龟兹城下,龟兹王无可奈何,想打吧,打不过秦国;不打吧,又不忍心把大师给我们中国。这个时候,罗什大师就劝龟兹王,他说还是让我到那边去好了,否则的话,一有战争,无故要死多少老百姓。这个军民老百姓一定有死伤,那我们比较比较的时候,国力不如秦国,还是打不过人家,那又何必呢?龟兹王不得不答应,将鸠摩罗什大师交给吕光;吕光是个武将,是个粗人。好,他就迎接罗什大师回来了。

到了凉洲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甘肃,长安那边传来了一个消息,说姚苌发动了一次政变,把这个苻坚这个政权推翻了。

那么这个政变的时候,原因也有,大家在晓得历史上有淝水之战,那就是秦(苻秦),苻坚,跟晋朝的谢安,在淝水这个地方打了一次仗,这次仗苻坚打了败仗。晋朝胜了,秦朝败了,在那个时候秦比晋要强,这个事在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次战役。姚苌是苻秦的大将,乘这一次兵败,他发动了政变,把苻坚杀了,自己做了秦王。

那么这个消息,吕光在凉洲听说了,就不敢回来了。因为吕光跟姚苌都是苻坚的大将。那么吕光他也不服气,因此他就在凉洲那个地方割据一方,自己也称王了叫做‘三河王’,他自己也霸占一块地盘,在那边称王。所以,可见得那个时候国家之乱,每一个人霸占一个地方,自己就称王,自己就建了一个国。那么,这个是在凉洲,我们称之为‘西凉’,三河王。

那么这个时候,罗什大师等于说是被他俘虏了。那么他,刚才说过了,他是一个武将,是个粗人,对于罗什大师也不怎么尊重,但是他也不放他回到中原。因为什么呢?他晓得鸠摩罗什大师有智慧、有才干,自己不能用他,也不让别人用他,罗什大师很苦啊!这个地方十几年,简直是无用武之地,就像六祖大师,在猎人队里十五年一样,他的才干没有办法发挥。

一直到吕光死了,他的侄子吕隆即位;吕隆即位的时候,秦国姚苌也死了,姚苌的儿子姚兴,姚兴即位。姚兴即位,(姚)秦的势力还是强大,那么凉国力比较上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姚兴还是念念不忘罗什大师,于是乎就向吕隆要人。吕隆不肯,于是乎在这个时候打了一仗。西凉打败了,吕隆没有办法才把鸠摩罗什大师交给姚兴。

姚兴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兴就是姚兴,当时秦国的国王),所以,鸠摩罗什‘大师到长安’的时候,‘待以国师之礼,延居西明阁’。这个西明阁是宫殿之一,把这个地方让出来,就是这一座宫殿,让出来供养法师。这个姚兴很聪明,因为看到罗什大师这么大的学问,这么好的学问、道德,不能让他失传,所以就等于说请他来教学。

‘集’合国内的‘义学沙门’这是有学问、有道德的出家人‘八百人,从师学。’跟鸠摩罗什大师来学习,这个眼光实在是非常之远大。所以罗什大师到中国来,才能够一展他的大才,对于中国佛教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

“什师”译出的“经论”,一共有“九十八部,三百九十余卷”。

我们再看看前面,我把这个年代跟诸位交代清楚。‘姚兴’时候,‘弘始三年’,公元‘四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这个时间记载得很清楚,鸠摩罗什‘大师入长安’,是在这一年。‘四年’,就是第二年,弘始三年,鸠摩罗什大师到长安来,弘始四年,第二年‘二月八日’,你看十二月二十日,这时没多久,大师‘译此经于草堂寺’,他在草堂寺翻译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所以这个翻经的人、年代、地点,都非常的清楚,那磨这是年代给诸位说出来。

三藏法师

那么再看底下,这个是‘三藏法师’,跟诸位介绍三藏法师。

三藏法师是显示译经人的道德、学问,要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学历,实在说唯有三藏这样的学历,才有资格翻经。‘三藏’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是讲的“经律论”,也就是说的‘戒定慧’。

法师必须“通达世出世间”的学问,才有资格称三藏法师。所以,这个称号在佛门里面等于是说最高的学位,好像我们世间称博士学位,佛门里头的博士学位就是三藏法师,通达经律论三藏,当然也就通达世间“一切法门”。

‘法师’这是佛门里面几种称呼,我在此地也附带地给诸位介绍。

这个是三藏,经律论。经藏,定学;律藏,戒学;论藏,慧学,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门,那么这个称三藏法师。法师的意思,就是‘以三藏之法’,‘自’己修‘行’,教‘化’众生,这个是称之为法师。那么这个法师是通称,在佛门是通称,只要是以三藏之法自行化‘他’的,都称法师;出家称法师,在家也可以称法师;男子称法师,女子也可以称法师。所以法师不分在家出家,也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称的,这是共同的称呼。

除这个之外,那么诸位最熟悉的,佛门称呼称和尚。‘和尚’,也是通称,出家人称和尚,在家人也可以称和尚;男子称和尚,女子也可以称和尚,通称。和尚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亲教师’,所以这一个称呼,在我们佛门是最尊敬的称呼,和尚是最尊敬的称呼,是亲教师。一个寺院里面只有住持称和尚,别的人没有资格称和尚。就好像一个学校,他的校长,亲教师;只有校长有资格称和尚,其他的人没有资格称和尚,其他的人称法师,称阿阇黎。所以和尚只有一个,一个寺院里头只有一个,为什么呢?他是主持教育,法师跟阿阇黎是执行教育,好像教员;这是教员,这是校长;这是我们一定要把他分清楚的。教员虽然直接教我们,但是教学的策划、设计、构想,是和尚的事情,教员无非是执行而已,虽然他在讲台上上课,他是执行的。教育政策、教育方针,出自于亲教师,这个才是亲教师。

所以在学校念书,谁跟你关系最密切呢?校长。我们学佛的人,谁跟我们关系最密切呢?和尚。

‘阿阇黎’也是普通称呼,‘轨范师’,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的言行,可以做我们的模范;‘轨’是轨道的意思,‘范’是模范的意思,轨范师。那么像这些称呼,我们都要了解,才不致于发生误会。

出家人称比丘,将来我们在经文里头跟诸位说,只有比丘、比丘尼,那是出家人专称,在家人不能称呼的。所以这法师、和尚、阿阇黎,在家人都可以称呼。以前我在台中求学,李炳南那就是我们的和尚,他是我们的亲教师,我跟他十年,他是我的和尚。我跟章嘉大师学,章嘉大师是我的和尚,他教我三年。那么章嘉大师是出家人,而李炳南居士在家人,他是我的亲教师,要用印度话来说,那我就称他做和尚。所以,诸位一看到和尚,以为就是出家人,那就错了,那你就根本不懂佛法,你就误会了佛教。

那么这是一点佛学常识,附带在此地给诸位介绍。

鸠摩罗什

第三段,‘鸠摩罗什’这四个字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话意思,叫‘童寿’。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很年轻,他是个小孩,但是他的智慧、他的见解、他的风度,就像一个成年人一样。

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少年老成,这个名字就含有少年老成,童子好像有成年人这种气概一样。那么也有说罗什大师这个名号,是他父母两个人的名字合起来称的;因为他的父亲叫鸠摩耶,母亲是龟兹国王的妹妹,非常的聪明,以后出家修行证三果罗汉。

罗什大师他在七岁的时候就出名了,七岁是个小孩,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就在这一个地方上都知道,像我们中国人所谓是神童,都晓得,他已经能够说是通达佛法甚深的理趣。

那么传记里头记载著,就在七岁的那一年,跟他母亲到寺院里面去拜佛,那么他看到寺院铁钵很大,他就拿著玩,小孩儿嘛!随便拿著顶在头上,很轻很容易地拿下来。这个一想,我这么小,铁钵这么重,我怎么能拿得动呢?再去一拿,拿不动。于是乎,他就觉悟到万法唯心,就悟到这个道理。诸位要晓得,七岁的小孩能够悟到甚深的佛法,的确是相当不容易。

图/鸠摩罗什法师像

那么他长大学佛之后,他的老师告诉他,你的因缘在中国。

他回去给他妈妈说,他妈妈讲,对的,但是你到中国去固然是有法缘,可是对于自己很不利。罗什大师就说了,只要能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自己无论受多么大的苦难,也在所不辞,他的母亲对他,也很敬佩。

所以他跟着吕光到中国来,在西凉住了十几年,那个十几年的确是受到吕光的冷落,吕光并不尊重他,等于说把他幽禁了,使他自己的学问、德行不能够发挥,无法从事于弘法利生的工作,所以受了很多苦难。一直到吕光死了之后,刚才说了,姚兴打败了吕隆,才把他迎回到长安,这个时候他的抱负才展开,可是他到长安来之后,只有短短的七年,他就圆寂了。

所以他在中国弘法的时间,只有七年。而受的苦难大概是三倍的时间,总说有二十多年的苦难;被吕光幽禁的时候,有那么长的时间,与他母亲所说的话完全相应。

那么时间虽然短,但是他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今天讲中文译经的译经史,译经史上最著名的两个人,前面一位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后一位则是玄奘大师,在我们中国译经史上,这两个是了不起的人,但是大师在中国只有七年。

七年有这样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到。所以在整个佛法教学、弘扬、流传,影响力之大的确不在乎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他自己本身的道德与学问,这是我们一般说。在佛法来讲,是他修行证果,他是真修实证,所以才有这样深远的影响力,那么这是我们从罗什大师来看。

由罗什大师,我们会想到近代印光大师,大家所公认的,民国年间佛法影响最大的,就是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在近代弘法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十年,他老人家七十岁才出来,才被人发现,七十岁才被人发现,八十岁圆寂了,所以只有十年的时间。

七十岁之前,印光大师不出名,没有人知道,他在定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普陀山藏经楼里面,等于闭关;是一个寺庙藏经楼,等于图书馆,图书馆管理员,藏经楼的堂主,实际上就是图书馆的管理员。那么他在普陀山藏经楼三十年,他个人修持啊!

这就是古德所谓是“厚积勃发”,他积得太深厚了,所以他不发出来则已,他一发出来这个力量非常非常之大。

他是被几个有学问、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学问的几位学者,到普陀去朝山,去游览名胜,偶然之间,在藏经楼看这个老和尚很清高,跟他谈谈,发觉到他很有学问。于是乎,常常写信请教他佛法上的问题,那么老法师都很详细地来解答。那么这些人把老和尚这个信件在报纸杂志上一发表,大家才晓得,普陀山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他是这么出名的。

真是像罗什大师一样,时间很短,影响力太大太大了。

那么由此可知,弘法利生、续佛慧命、流传大法,一定要厚积勃发,在自己这个修学上要有相当的时间、相当的功力,不是朝夕、三两年、几个月,哪一种力量能够办得了的。

现代人通病,就是没有耐心。学了一点点,就想赶快要出头,要出人头地,这些都是名利心在作祟。他依然是在无明、邪见那个圈圈里面,自己都没有得度,如何能够度人?

罗什、印祖,是我们的模范啊!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七佛译经师

那么在‘唐’朝的时候,‘道宣律师’,这是一位有神通的老法师,非常了不起,是我们中国律宗第一代的祖师,终南山律祖。

他能感应得天人供养,他遇到这个‘天人陆玄畅’,他就曾经问过他,鸠摩罗什大师所译的这些佛经,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它?那么多人受持?辗转地来流通,这什么原因?

天人就告诉他:

罗什大师,过去曾经为七佛的译经师。

他就是翻译好手啊!过去七尊佛,他都为他们来翻经,所以他所译的东西,译得好,深受人欢迎。

这是历史上有这么一段公案。

最后跟诸位讲‘译’这个字。

‘译’是翻译,在周朝时候,执掌四方言语,就是主持翻译的,那个时候叫‘象胥氏’,周朝叫象胥氏。‘东’方呢?叫‘寄’,这个翻译就叫寄。‘南’方叫‘象’。‘西’方叫‘狄鞮’。‘北’方叫‘译’。名字不一样,都干一种工作。

那么佛经最初到中国来,就是摩腾、竺法兰,到中国来,那个时候替他们翻译,北方的象胥官,北方的象胥氏。北方的,所以他们这个都用译。

那么到以后,不管是那个地方来翻译,都用这个字了,那么这个译的来源,大致情形是如此。

‘作者’是圣人,这个经,是佛讲的。翻‘译者’,是菩萨、贤人,‘了生死之大法,固当如是’。

作者圣,译者贤,“非有修证”,要不是真正有修有证,“不可妄传也”。

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这是一个良好的修学,传法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把他记住。

自己要想弘法利生,要想传扬圣教,必须先在真正的修行证果上用功,到机缘成熟了,再像古圣先贤一样,从事于利他的工作并不迟。

什么才是真正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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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唯大雅,卓尔不群”,这是班固特别创造的两句话。只有真正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才能独自站起来,不跟着社会风气走,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格。

……我小的时候,父亲告诉我:

“仗剑需交天下士,黄金多买百城书。”

”多交天下朋友,多交有知识、有学问、有道德的朋友;有钱了,要多买书,多读读。……”

你们现在工商业做得好,很发财,或者官做得很大,这不是事业,这个是职业。

中国文化,什么叫做事业呢?出在孔子著的《易经系传》的一句话,叫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对社会大众有贡献,对国家民族,对整个的社会,都是一种贡献,这才算是事业。

譬如大禹治水,他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农业社会的基础,功在万代,这叫事业,真正事业的精神在这里。……

古代的教育有个目标,四个字——敬业乐群。

“敬业”就是好好学习学问,好好学习做一个人,学习人文,养成人格,再学习谋生技术,对学习、对行为、对工作要有诚恳敬重之心,不可以马马虎虎混得像现在这样。

“乐群”就是培养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礼节、秩序、能力,礼节就有秩序的作用,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环境的健康。……

现在大家动不动称事业,其实都是职业。

事业是要对全社会真正有贡献的,不是口说为社会,实际是为饭碗考虑的职业。新闻出版业,如果要当事业考虑,必须从整个社会大文化大教育着眼。否则,就等而下之,免谈了。……

我们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是教我们作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社会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还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

不像现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专门为了职业,为了赚钱,基本人格养成教育都没有。人如果做不好,你讲什么民主、科学、自由、法治、人治、德治、集权,乃至信用、环保、团结、和谐等等?理想都很好,可是没办法做到,因为事情是人做的。

这是一个好像最讲民主平等自由的时代,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皇帝姓“钱”,都是钱做主,以钱来决定贵贱,没钱就没自由。没有真正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修养、学问修养,有的只是乱七八糟的所谓个性张扬和向钱看,变成听“钱”指挥,连科学研究、教育、学术都在听“钱”指挥,为就业忙,为钱忙,没有精神支柱,一旦失业,就天塌下来一样。全世界的政府,每天都为就业头痛。

譬如孟子的话“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如果倒霉,就把自己照管好就行了,不管外面的事。至于职业做什么都可以,职业跟学问根本是分开的。学问是一生的事,学问不是知识,做人做事都是学问。“达则兼善天下”,如果有机会叫你出来做事呢,那就不是为个人,而是把自己贡献出去,为整个社会国家做贡献。这是孟子的教育。这与一切向钱看的教育因果差别有多大,值得深思。

像这些,我们都是小时候背来的。再譬如老子的话:“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有道德才能的人,时节机会来了,环境逼得你去做官,“则驾”,开汽车一样,你就发奋去做事了。“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时机不对,则随遇而安,乐得自在,刚好读书提高修养,做点什么谋生都可以。

这些是孟子、老子的教育。不像现在,读个书,就想到学哪一科最好,做什么待遇比较高,有前途。这完全是商业行为,不是教育行为。

——《南怀瑾讲演录》

什么是「荧惑守心」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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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惑守心”在中国的星占学上被认为是最不祥的,其象征是皇帝驾崩,丞相下台!

天象对应着人心,中国对应这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事,唯有中国的事最大,因为这一切是未来中国领导世界的序曲!

最近,网络开始议论一个古代的天文学理论,就是2016年将发生——“荧惑守心”的天象。

天人之间,这是来自古代的智慧,在科学的发达之后,曾一度受到抑制。如今,传统文化的智慧大有强势回归的势头,其在解释目前的天人之事中,似乎更能摸清迷雾。

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和“以巴冲突”急剧升级等等,都出现了荧惑守心天象。

有的人认为,2014年也出现了荧惑守心。据行家解释,当年出现的是并非荧惑守心,而是“荧惑在心”,当年并没有发生火星逆行到心宿三星的位置,仅仅经过而已。真正出现的是“荧惑犯角”即火星逆行回到角宿一附近。不过,2014年也发生了一些大事,如香港的雨伞运动、乌克兰革 命、台湾太阳花学运、伊斯兰国崛起和苏格兰独立公投等等。

研究天象的传统

在古代天文学中,星体在天空的运行不是没有含义的,它与地上的人事遥相呼应,这是古代中国以至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化所共同拥有的智慧。

中国古代关于人事的记载,在《二十四史》里随处可见。

《二十四史》的编纂是非常讲究的,每一史都会开辟一个关于“天文”的专门篇章,从这里可以看到,天文与人事的对应,是非常密切的。太史公司马迁最早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叙事法,志向高远的太史公,就认为做学问就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以,中国的历史不仅关注人事,也注意天象,里面的学问着实非常大。

也正是因为,人事与天象是对应的,其关系中所揭示的是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所以,孔子所撰《春秋》,实际上和《周易》一样,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占卜吉凶。

荧惑守心的天象

火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称作“荧惑”。

火星颜色发红,荧荧似火,从地球上看,火星运行轨迹和亮度变化不定,令人迷惑,所以叫做“荧惑”。 荧惑又名赤星、罚星、执法。在天象学中,火星代表着旱灾、疾疫、兵乱、死丧等恶像,在西方的星相上,火星也代表着战争、死亡。

在中国古代,红星是灾难之星,是与正统相对立和冲突的。正统的事物是万古不变的,而灾难之星则变化无常,一时这样,一时那样。火星在天空中运行不守常轨,亮度闪烁不定,代表的正是一种与正统对峙的力量。正如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是正统的金星的代表,曹操代表异端的红星。

用现代的天文学知识解释,荧惑守心的发生是这样的:地球从西向东转,我们看到的日月星辰都是东升西落,这是星辰的顺行。

但是,火星会发生看似逆行的现象,原因在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速度快于火星。当地球在轨道上“远离”火星时,火星看似顺行。

因此,火星“逆行”现象发生在地球“接近”火星的时候。

从地球上看,火星在天空中运行,或顺或逆。顺行的时候和逆行的时候,火星运行的速度看来较快,而在顺行和逆行的转折期间,看似行进速度较慢,这个缓慢的转向过程,就叫做留,留恋忘返的“留”,留在哪个星宿区域,就叫守某星。

心是指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中国古代把天空划分了二十八个天区,分属于二十八个星宿的范围。心宿是东方苍龙七宿之一。心宿三星,中间的主星“心宿二”,在古代星相学中代表帝王、君主。心宿一和心宿三被认为分别对应太子和庶子。因此,荧惑在心,宿中由运行方向的变易,常常被认为是“大人易政,主去其宫”的征兆。

荧惑守心,就是火星在心宿范围内留守,这在古代天象学上是大凶之像。

《史记.天官书》上说,荧惑犯守心宿、房宿,都是王者的天难,君王惴惴不安。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中讲:“(火)与心星遇,则缟素麻衣,在其南在其北,皆为死亡。”

历史上记载最准确、最明确的一次荧惑守心,是秦始皇驾崩的那一年。

荧惑守心的天象比较罕见,历代君王对荧惑守心,都非常重视和敬畏。从历史上来看,秦始皇、汉成帝、梁武帝、后梁太祖、后唐庄宗、元顺帝等等,中国古代许多的君王,都应验了荧惑守心的天难而驾崩。

当然,对应君主生死大难的天象有很多,荧惑守心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种。

2016年,历史轮回,又将发生荧惑守心的天象。

“荧惑守心”能化解吗?

荧惑守心虽然是大凶之像,尤其对君王来说,可能是面临大难或巨大考验的征兆,但并非无解。解开其凶险的方法,就是大善之心。

宋景公大难不死

《吕氏春秋》和《史记》都记载过“荧惑犯心”宋景公大难不死,反而延寿的史实。

公元前479年,也就是宋景公三十八年(《史记》记为宋景公三十七年),那年发生了罕见的荧惑犯心天象。

荧惑犯心是很凶险的天象。春秋时期,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的封地,分别对应不同的星宿,心宿正好对应着宋国分野。当时宋国的君主是宋景公,发生这样的天象,说明宋景公的大难就要来临了。

据《吕氏春秋》和《史记》记载,宋国当时的星官子韦告诉宋景公发生了荧惑犯心的天象。

子韦说,荧惑是天罚,心宿对应着宋国的地域,表明君主有生命危险。不过,是可以把这个劫数移给宰相。

宋景公说,宰相是给我治国的,移给他让他死可不行,这也不祥。子韦说,也可以移给百姓。

景公说,老百姓死了,我还给谁当国君呢?子韦又说,还可以把这个灾难转变成灾年。景公说,灾年百姓都吃不上饭了。百姓还得死,哪有国君为了自己活命而害死百姓的?你别说了,我命该如此,让我来承担这个灾吧。

子韦听完这话,向北面的景公拜了两拜说,恭喜主公,天高高虽然在上,还是能谛听地上的声音。主公刚才说了三次大善之言,上天必有三赏,给您延寿。

另外,齐景公时,有彗星出现,景公要派人去祭祀和祈祷以解除灾难。

晏子说,“天道昭明,禳解无用”。天有彗星,是用来扫除污秽的,如果君主没有污秽之行,何必禳解它呢?如果德行有亏,禳解又有什么用处呢?一个没有奸邪行为的君王,其国运必然昌明,没理由担忧彗星。如果君王邪乱,百姓就要受难流亡,太祝和太史的禳解活动,是无法弥补的。

齐景公听了很高兴,停止了对彗星的禳解仪式。

汉成帝移祸宰相,终至王莽篡位

汉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仲春,出现了“荧惑守心”天象。

占星官上奏汉成帝,说天象告变,国运有厄,如果不移祸大臣,恐怕国家将陷于危难。

汉成帝看到报告非常惊慌,为了保全自己,决定移祸丞相。

第二天一早,汉成帝派人给丞相送去诏书,斥责他十年为相,不能调理阴阳,给国家带来了灾难,赐给他好酒、黄牛。按汉朝惯例,皇帝赐给大臣牛和酒,即是赐死。

翟方进死后,汉成帝下令厚加抚恤,甚至汉成帝还亲自到丞相家中多次进行吊唁。但是不到一年,汉成帝仍然暴毙了,王莽随后也篡位称帝。

为什么汉成帝移祸宰相,却仍然没有化解呢?

原来,汉成帝以宠幸赵氏姊妹闻名,德行有大漏。《汉书》中记载,他“湛于酒色”,常微服出宫游乐,并因宠幸赵飞燕,连子嗣也断绝了。

秦始皇驾崩前的异象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发生了一些异象。首先就是“荧惑守心”。中国古代天文学认为,一旦出现“荧惑守心”天象,轻者天子失位,重者皇帝死亡。

另一件是陨石事件。

秦始皇三十六年,一颗流星坠落到了东郡。东郡在战国时期齐、秦两国的交界地,当时已经是秦国的一个东方大郡。

陨石落地的不寻常之处,是这颗陨石上面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此事迅速传到了秦始皇耳中。秦始皇震惊不已,立即派御史到陨石落地处,逐户排查刻字之人,结果一无所获。愤怒的秦始皇下令处死这块陨石旁所有的人家,并立即焚毁陨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毛时代天降大陨石

1976年3月8日下午,太空中一颗陨石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地球,与大气发生剧烈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15时01分59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

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西偏南方向飞去。最后一块陨石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穿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三块大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据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毛听到这个消息后,脸上现出一种思虑、不安和激动。

他对身边人说,“中国古代有一种天人感应学说,讲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上天就会有所表示,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

关于1976年天降大石头,下起陨石雨的消息,在民间老百姓中间也引起了不少议论:

有人说,陨石雨百年不遇,中间还落下了三块大石头,就是说中国可能有三个大人物要死了。

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先后死去。

那些小的陨石,人们说,可能就是唐山大地震死的那些人。

“还真灵验呢。”

“你不能不信,有道理,我看也是这样。”

结束语

2016年,上天再呈异象,荧惑守心天象再度来临,中国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其含义到底是什么?是福,是祸,是吉,是凶?荧惑守心,真的那么可怕吗?

古语云,“上天无私,常佑善人”。

从历史记载的经验来看,无论是荧惑守心、彗星还是天降陨石等异常天象,对行善之人并不构成凶险和威胁。异常天象或各种灾祸,似乎与行善之人关系不大,他们在灾难中总能转危为安,逢凶化吉。

因此,对于善人来说,异常天象或灾祸,恰恰是砥砺善行、磨砺信念的好机会。在大灾大难面前,正好可以加倍行善,增进德行。

对于行恶但良心未泯者,这些异常天象确实构成一种警示。如果弃恶从善,灾祸尚可有解。不过,对于怙恶不悛,执迷不悟的恶人,异常天象可能真的预示著大祸临头了。

异常天象下,人的善恶选择最为关键。

体恤民情,善察天意,施行德政,是为政者避开祸患的根本之道!

范仲淹八百年家族兴旺、家风不坠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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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宋朝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名言,也古往今来许多人的座右铭。

范氏家族自范文正公,直至清末,八百余年,家风不坠,科甲相继,可谓世德书香之家。

这中间有什么秘密?

 

1

从小立志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宋朝范仲淹(989 - 1052年),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二岁时父亡,母亲因家贫无力谋生,只好带着他改嫁。及长,知此事后,即泣别母亲,寄居佛寺苦读。也因此善缘,范公从小就闻佛正法,守持净戒,并刻苦自励、发愤精进。

长大为官后,笃信佛法,且乐善好施、广修众福。凡是他为官时所莅守之处,必定修建寺院、恭敬僧众,带动地方百姓信奉三宝,于兴崇佛法上不遗余力。

他从小就立志远大,有一天他去算命,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位算命先生,他索性就问:

“你帮我看一看,我能不能当宰相?”

这位算命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小孩子居然开口就说要当宰相,跟范仲淹说:

“小小年纪,如何口气这么大?”

范仲淹有些不好意思,接着又跟算命先生说:“不然这样好了,你再看看,我能不能当医生?”

算命先生有些纳闷,为何志愿如此悬殊,就问他:“你为什么选择两个志愿?”

范仲淹回答:“因为只有良相跟良医,可以救人。”

算命先生听完之后很感动,一个孩子念念想着要救人,算命先生立刻就跟范仲淹说:

“你有这样一颗心,乃真正宰相之心,所以你以后一定可以当宰相。”

艰难苦读

范仲淹少年在寺院读书时,家境很穷。

穷到什么地步呢,他煮一锅粥,等粥冷却后,再拿刀把粥给切开来,一餐只吃一块,称为“划粥为食”,生活有多么艰难。

但就是在如此坚苦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晚上,范仲淹正在月下读书,可能也没吃过晚饭,寺中长老见到了,很心疼他,就拿出一块面饼悄悄地放在石桌上走了,当时范仲俺大概得了读书三昧,入了正定了,也没发现。这时,忽然,他听到一阵「吱吱」的叫声,才发现,一只老鼠竟叼起他的面饼拼命的跑,钻到一棵紫荆树下。

范仲淹赶忙放下书,一路追来,又好奇心起,就拿来铁锹去挖老鼠洞,掘开黄土后竟发现,下面有一块石板,他将石板掀开,只见石板下竟全是灿灿的金元宝,谁见这个能不动心啊!当时又没有别人在旁边,家里又那么穷困,但他一分一厘也没拿,把石板盖好,重新埋上,直到他日后功名成就做上大官,这件事一直在他心底藏了几十年。

几十年后,有一天,当年范公读书的寺院醴泉寺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寺院长老派人前来求助。范先生想起当年的情景,写了一张纸条,让来人交给长老。

上面写着:

荆东一窑金,荆西一窑银,一半修寺院,一半赠僧人。

量大福大

范仲淹请风水家看母亲的墓地,风水家说他母亲的坟是「绝地」,他家会断子绝孙,劝他迁移。

他说既然是绝地,就不应别人去受,宁愿我自己受;如果我命该绝后,迁坟又有什么用?结果没有迁坟。

当时苏州有一个着名的风水宝地——南园,范仲淹正在做宰相,又是苏州本地人,于是许多人劝他把南园买下来,以利后代出人才、做大官。

范仲淹说,一家人发达富贵范围太小,于是他买下南园办了「苏州书院」,培养出不少人才,这块地在苏州现在是一座高中的校址。将近一千年来,这里出现了将近四百个进士,八十几个状元。

他兴建大利不为自己,让更多的人生活在这样的风水当中,依山旁水,读书的效果就特别好。

他死后,范公的四个儿子不但贵为官卿、道德极高,且能遵父舍财济世之风;其后代子孙在朝为官者亦屡出不绝,这都是得自范公的庇荫。因此世人若想后代子孙昌绵久远,当学范公积善造福之方!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范公后世家族却兴旺了八百年!

 

2

范氏家风

 

一丶穷时

宋·魏泰《东轩笔录》:

公与刘某同在长白山醴泉寺僧舍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4块,早暮取2块,断齑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此者3年。

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勤奋读书。每天煮一锅粥,等冷却凝固了,分为4块,早晚各吃两块。就着几根咸菜,稀饭里拌一点盐,这样整整吃了3年。

二丶富时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三:

范氏自文正公贵,以清苦俭约着於世,子孙皆守家法也。忠宣正拜后,尝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谓人曰:“丞相家风变矣。”

问之,对曰:“盐豉棋子而上,有肉两簇,岂非变家风乎?”人莫不大笑。

翻译过来:

范仲淹做了大官,依然清苦俭约。

一天,范仲淹留客吃饭,客人吃过饭,对人说:“范丞相的家风变了!”

人问:“怎么个变法?”

客人说:“几根咸豆角,像棋子一样排列在碟子里,咸豆角的上面放了两小簇肉。从前,他穷的时候,只有几根咸菜,如今,加了两小簇肉,不是家风变了吗?”

人们听了,莫不大笑。

三丶子女

范仲淹有四个儿子:

文正四子,纯佑字天成,纯仁字尧夫,纯礼字彝叟,纯粹字德儒。

范仲淹的子女应该是「富二代」了,开个宝马、打个架的、玩个女人的,应该不成问题。

看看宋·朱弁《曲洧旧闻》怎么说范仲淹孙子的:

范正平子夷,忠宣公(范纯仁)子也。勤苦学问,操履甚于贫儒。与外氏子弟课于觉林寺,去城二十里。

忠宣当国时,以败扇障日,徒步往来,人往往不知为忠宣公之子。

范仲淹的孙子在城外读书,距城有二十里地,夏天就用破扇子遮阳,每天往返步行二十里上学,没人知道他老爸在京城做大官。

四丶死后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

范文正为阎罗王。

宋朝有个姓曾的,父亲过世第“五七”,即35天。家人梦见亡父回家翻箱倒柜拿了一件新衣就走,家人哭着问:「父亲大人,你这么匆匆忙忙地就走了?」

亡父说:「明天就要见范文正公,他作风正派,不可不规规矩矩穿衣。」

家人又问:「范文正公还在阴间吗?」

亡父说:「范文正公在阴间掌管生死之权。」

家人梦醒,联想到佛家所说:「人死五七,则见阎罗王。岂文正公聪明正直,故为此官邪!」

据说,阴间的阎罗王不是终身制的,是聘任制。范仲淹为官端正,到了阴间,自然就被聘为阎罗王。包青天,也曾竞聘为阎罗王。

五丶谥号

范公死后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并著有《范文正公全集》传世。

根据谥法:

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博闻多见曰文。

内外宾服曰正;清白守洁曰正;图国忘死曰正;诚心格非曰正;守道不移曰正。

自宋朝以来“文正”二字被认为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是一个文臣毕生最高的荣耀,两宋300年,得文正谥号的只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九人。范仲淹一生出将入相,文章垂范后世,可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家训

 

范仲淹曾留下家训百字铭,作为范氏传家之宝,流传千年。

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

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

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

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

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

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

字纸莫乱废,须报五毂恩;

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

处世行八德,修身率祖神;

儿孙坚心守,成家种义根。

我们可以看到,秘诀就是一个“德”字。

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谨守道德才能家业长青,一时的富贵不过过眼云烟罢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真正能够流传长久的世家大族都是那些谨守祖训,累世积德之家,如孔子家族、范文正公家族莫不如此。

清末的丐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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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历史上的丐帮,人们往往就会联想到武侠小说或电影里的丐帮。

在小说中,丐帮里的乞丐通常很有正义感,多少会一点拳脚功夫,他们往往协助帮主除暴安良、匡扶正义、抵御外寇、保家卫国。而丐帮帮主,则是杰出的武侠英雄,他们多半武功精湛,行侠仗义,致力于铲除朝廷奸佞和武林败类,打造和谐的世界和太平的江湖。

清末的丐帮跟上述武侠文学中丐帮,完全不一样。

文/魏蹈拭

当时的丐帮也有帮主,但这帮主不是由乞丐们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晚清当局任命的。当时的清廷猜疑一切公开或秘密的社会组织,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他们都有谋反之心。所以对任何社团或组织都进行严密的监控,动辄抓捕社团领袖或组织首领。这种无所不在的监控视角甚至延伸到犹如一盘散沙的丐帮群体,于是朝廷专门委任一个丐帮帮主,负责对乞丐们严加看管。这个委派的帮主必须掌握丐帮一切情况,以便官府要了解有关乞丐事情时可以随时找他问话,并给予比较满意的答复。

当时的乞丐身上奇臭无比,十分招人讨厌。城市居民不堪忍受乞丐聚居地散发的浓烈恶臭,不允许他们居住在城内,所以乞丐聚居地被限定在城外的一块无用空地上。晚清时期的人们十分缺乏同情心,乞丐的衣服如果穿得不是那么破烂,就乞讨不到任何钱财。所以所有乞丐都穿得十分破烂(之所以如此更多是被生活所迫),披挂在身上的衣服简直就是一推脏兮兮的破布条,似乎一阵风就能秋风扫落叶般吹散这些斑驳的碎布条。乞丐的头发没有编成辫子,而是乱蓬蓬地缠在一起,如此松散杂乱的头发根本无法梳理。他的脸通常瘦骨嶙峋布满皱纹,双手长年堆积污垢,就像覆盖一层鳞片,又脏又黑犹如锅底一般。

乞丐大多有伤在身或先天残疾,其中不少腿部患有溃疡,他把溃疡流脓伤口作为行乞招揽路人的标志或招牌。平时走街串巷乞讨,会卖弄似的将那条伤腿伸到路人面前,就像商店老板陈列商品招揽顾客一样。他这条大腿上长着一个巨大的溃疡,溃疡面之大几乎覆盖了整个大腿前部,不停地往外流脓流血。当路人走近时,他会指着这条伤腿给你看,并不住呜呜呻吟着,极力引发路人的同情以便获得施舍。大概由于长期在肮脏恶臭环境中生活的缘故,使他们的身体获得对病菌较大的抵抗力,所以腿上的创伤溃疡虽不见好转但也不至于恶化。

乞丐们都要受到官府授权的丐帮帮主差遣和掌控。帮主让手下乞丐在营业时间对商店进行骚扰,丑陋、肮脏、臭气熏天的乞丐光临店铺,必然使顾客望而却步,从而严重影响店主的生意。于是店主不得不跟丐帮帮主签订一份协议,规定店老板每月都要向丐帮进贡一定数额的钱财。帮主就在那些已经签订付费协议的店家门上贴上一张乞丐的象征物——葫芦,以此标志告诫手下乞丐不要在此行乞。如果哪个店主嫌要价太高不签进贡协议,那么第二天早晨,帮主就会派出五六十名形容邋遢、肮脏不堪的乞丐来到这家店门前。只要他们停留在这里,店里所有生意都别想再做。

这些乞丐阻塞狭窄街道,影响交通,发出的臭味让路人转脸掩鼻而过。同时吵吵闹闹、乱作一团,每个都在诉说悲惨命运,痛骂这个店老板铁石心肠。没过几分钟这家老板就得妥协让步,同意按月进贡之前拟定的金额。帮主立即在这家店门贴上葫芦,从此店铺门前获得清净。作为对这些乞丐这次不辞辛劳前来闹场的补偿,丐帮帮主给每人都发一点钱,乞丐们高兴收下钱。之后为了挽回店老板的脸面,他们又开始大加赞扬老板的慷慨,还说之所以前来是因为老板想亲自结识他们,并送给他们一些见面礼。

有的店老板交不起丐帮开出的价码,这样的店铺每月一号或十五号都要受到一群乞丐的光顾。这样的日子一到,乞丐们成群结队在狭窄的巷子出没,长长队伍犹如蜿蜒前行的大蛇一般。他们中鱼龙混杂,既有瘸子,也有瞎子,平日里总爱潜行于大街小巷之中以求施舍,今日向老板索要钱财却显得理直气壮。行乞的队伍由一个身体健壮、性情鲁莽、凶神恶煞、大喊大叫的恶棍领头。紧跟着的乞丐手拿班桌琴,不时拨动琴弦。一个瞎子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这瞎子两只眼珠都没了,眼珠的地方只剩下两个深洞!他喃喃自语悲惨身世。乞丐们一个接一个走到临街的柜台前,在那儿从交不起月贡的老板手里拿了既定的一点点钱,之后一言不发走过柜台。

除了可以从城里的商店和货栈中索取钱财之外,乞丐们还有其他被认可的赚钱渠道和特权。例如在婚嫁的场合,他们就可以从中得到一些钱,数量的多少则取决于婚嫁人家的经济状况。武侠小说或电影中虚构的丐帮往往消息灵通,朝廷或敌国的任何新动向、或江湖上刚刚发生的大事小情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晚清的丐帮当然也是消息灵通,但他们关心的不是朝廷动向或江湖大事之类消息,而是民间婚庆的时间、地点、规模和组织情况以及那里店铺开张之类信息。如果是有钱人家举行婚礼,在需要付给乞丐多少费用的问题上,一定要跟丐帮帮主认真协商,否则会产生令人不愉快的后果。

例如某个以吝啬出名的富人,准备为儿子举行婚礼,他向丐帮帮主发去通知,打算支付一笔与其财富不相称的钱数。丐帮帮主嫌钱太少,气愤地把这笔钱退回,双方争吵很长时间,富人再不肯多给一个铜子。谈判破裂,帮主狞笑着离开。到了举行婚礼那一天,蓬头垢面、形象丑陋、粗俗不堪的女丐,披头散发、怒气冲天、野性十足的男丐,还有憔悴的大烟鬼带着瞎子乞丐陆续来到宾客盈门的房间,大声吵闹索求施舍。宾客们惊慌失措,而如潮水般涌入的乞丐却越来越多。其中有双腿溃烂的人,有满脸麻子、手指扭曲变形无法复原的麻风病患者,还有被艰辛生活和疾病折磨变得相貌阴森可怖的人,这些人大喊大叫,震耳欲聋的吵闹声充斥整个房间。

进入房间和挤在门口、围在周围街上的乞丐加起来足有两百多人,他们都是奉帮主之命前来闹场的。在狂欢闹场的过程中,这些乞丐非常谨慎小心,不偷不抢也不攻击伤害任何人,以避免做出越轨的举动,从而使对他们行为负有责任的丐帮帮主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只是叫嚷着、呜呜哀求着,用各种不同语调大呼小叫乞讨着。迎宾的吝啬富人和众多宾客一见这阵势惊恐万状,火速派人去请丐帮帮主前来打发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的乌合之众。富人恳请帮主驱散这些令人讨厌的乞丐,并急切保证会付给他之前要求的钱数。而丐帮帮主不计前嫌大手一挥,所有乞丐鱼贯而出,一扫而空,房间里就只剩下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接着帮主又把葫芦贴到富人门上,告诫手下这里钱已付别来骚扰。

清末的乞丐除了加入丐帮的以外,还有不少单独行乞的乞丐。一些罪行严重的罪犯被流放到遥远省份,在那里必须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由于国家不出一分钱供养他们,所以他们沿途只能靠乞讨为生。这种罪犯手腕与脚腕之间戴着长长的沉重锁链,有官府颁发的行乞许可证。乞讨时凶相毕露、大嚷大叫、把锁链弄得当啷作响,人们见了心生几分恐惧,往往匆匆扔几个钱打发了事。这种罪犯乞丐受到律法的严密监控,不敢公然对人逞恶行凶,否则当地太保随时可能把他关进大牢。此外还有大量单独流窜行乞的穷人,他们或拉着提琴或敲着快板乞讨。听众给他们一些施舍,并非被他们的音乐所感染,而仅仅是为了摆脱他们。

跟武侠文学中虚构的丐帮帮主多半都是武林正义人士,往往大公无私、一心一意为丐帮谋福利不同,清末的丐帮帮主都是朝廷鹰犬。他一面受朝廷之托严厉监控管制丐帮,不让他们做出任何对朝廷不利的事情,一面把丐帮当做为自己敛财的工具。帮主利用丐帮逼迫店老板或富人施舍或进贡,然后从这些可怜巴巴穷困潦倒的乞丐身上榨取钱财。所得的钱数不仅可供全家人过上十分富足的生活,而且还能买地建房留给子孙后代。丐帮帮主要想保住自己的职位,还要拿榨取盘剥的钱财跟任命或管制他的朝廷官员一起分享。

丐帮的乞讨手段和内部分配规则,从一个侧面反映晚清时代人的精神面貌和牟利方式。那时上至皇亲国戚,下到沿街乞讨的乞丐,人人都在运用类似上述那种十分没有尊严甚至很卑劣的榨取钱财伎俩。官场上无官不贪,贿赂公行,贪污受贿都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权力寻租都延伸到惨不忍睹的丐帮群体。普通百姓也是贪得无厌,甚至连佣人都敢对主人肆意盘剥。拿几个铜子让佣人出去买东西,他都要藏起一两个铜子。如果只拿一个铜子叫佣人买醋,他会暗地里故意倒掉一点买来的醋,这样做虽无利可图却可以满足畸形变态的贪婪心态!

《正义论》简评

阅读(40)

“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

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首要价值。

文/崔治平

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于1971年推出的《正义论》一书,讨论的就是这一主题。

追溯既往,赫拉克利特认为自然法的最高表现就是“绝对正义”;

柏拉图认为正义是“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应该按照“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的原则公平地分配一切利益给社会成员;

休谟和穆勒也强调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认为正义是关于人类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规则….等等等等,

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古今哲人,各逞其辩、莫衷一是。

 

1

 

罗尔斯把现存的西方社会正义理论分为两大类:

(一)功利主义的正义观。

认为社会体制的安排要以社会全体成员获得总满足的最大净差额为目标,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假定人类社团的调节原则只是个人选择原则的扩大。倾向于把善规定为各种欲望乃至心理的满足。

(二)直觉主义的正义观。

通过推理、反思达到一些基本原则。将一致的赞同立为契约,组织社会。众所周知,霍布斯、洛克、卢梭就是近代契约论的主要代表。

如果愿意,我们还可以将这一传统上溯到概括且全面反映了契约自由原则的《罗马法》。如果我们上溯到《新旧约全书》,(《圣经》的核心就是犹太民族与上帝耶和华所立契约)直觉主义更会让位给天启哲学。

罗尔斯反对功利主义,他认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原则虽然奠定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却无法克服深刻的社会矛盾。

他企望摒弃功利主义的正义观,重新举起契约论的旗帜,克服它比较明显的缺点,并将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去。

他认为,社会契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建立政府或国家,更在于建立起一套道德原则或正义准则。道德原则,要优先于宪法的制定和政府的建立。

他说:“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他试图用自己推导出的原则,去改良西方民主社会——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学术界激起的一种自然反应。

罗尔斯的假设场景,显然是草创时的邦联到二十世纪的现代美国。

他以所谓“无知之幕”为逻辑起点,试图站在纯粹的旁观者角度去澄清正义概念。认为只有当人们不知道自己出生时可能是谁,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否则屁股将决定脑袋,太子自然希望君主继续专制;平民当然向往共和政体。)

理性的个人,在摆脱自身种种偏见之后,大家订立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就会体现出公平。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制度的美德,“正义即公平”。公平就是不偏不倚判断事物,一个社会是否正义,就看它能否正确界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能否适当分配一切利益和负担。

经过多年研究,罗尔斯概括出了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 “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

(也就是说,那种不平等会产生激励作用,促进全体的福利。罗尔斯在这里显然已经预设了“人人平等”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这一立场。)

这个一般的正义观又可以分解为两项原则: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

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被如此加以安排,以便使它们:

(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

(2)机会均等,所有的职务和地位要向所有的人开放(不能搞特权)。

第一个原则偏重政治权利。“粗略地说,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就是政治自由权(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言论和集会自由权、良心和思想自由权、人身自由权和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不受任意逮捕和拘押的自由”。第一个原则规定所有这些自由权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正义社会里的公民是应该拥有同等的基本权利的”。

(权利不平等,社会就不正义。)

第二个原则偏重于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必平等,但必须对每个人有利,同时,权力地位和指挥职务也必须是人人可以得到的。应用第二个原则就是使权力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然后,按照这个限制条件来安排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使每个人都得到好处”。此一原则兼顾效率,显然也吸收了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思想。

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那就要建立轮流取水的制度。没有经过政治革命的前民主社会,制度安排显然远远不能达到“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这一指标。 没有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一个社会无法做到机会均等,向所有人开放地位与职务。古代贵族社会和种姓社会不符合正义,现代专制社会同样落伍。

罗尔斯说:“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这种次序意味着,如果背离了第一个原则所规定的平等自由权体制,那么即使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也不能对这种做法进行辩护或补偿”。

——政治权利优先于经济和社会权利的道理显而易见:如果一个政权可以轻易剥夺你的人身自由甚至你的生命,你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或者朝不保夕,或者根本就无从谈起。

罗尔斯断言:“每一社会成员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或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享受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也拒不承认多数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够绰绰有余地补偿少数人迫不得已的损失”。

——很显然,没有一个人会心悦诚服地承认,为了其他人甚至多数人的利益,一个社会强行剥夺自己的生命具有正当性。“因此,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公民的自由权被认为是确然不移的;得到正义保障的权利不受政治交易的支配,也不受制于社会利益的权衡”。

罗尔斯没有说清什么叫“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他的政治权利似乎也遗漏了生命权。洛克对“自然权利”的界定:“人们……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显然说不通。

——人高马大、孔武有力的壮汉为什么就没有可能奴役弱小?即便人人身心能力相差无几,多数人(譬如土匪、流氓)聚成团伙也有足够的力量奴役少数人。人类几千年来征服殖民、恃强陵弱,充满压迫剥肖的历史就是明证。

只有追溯到正义的源头,采取有神论的解释,如美国《独立宣言》所说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这个论点才能立住。

虽然暧昧不明,罗尔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现实之中撷取的原则总算是基本正确的。有了恰当的原则,就要运用。运用按以下序列:

第一阶段:人们接受两个正义原则的选择;
第二阶段:召开制宪会议,确定政治结构并创制一部正义的宪法。主要是立法确定平等的公民权和各种自由权;
第三阶段:通过民选议会制定出符合宪法原则的各种下位法。主要是贯彻正义的第二个原则。(机会均等,亦注重效率。)
第四阶段:具体运用,法官和行政官员依法治事,所有公民一体遵循。

一个井然有序的理想社会,既要促进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也要受到普遍正义观的有效支配。普遍的正义观就是一个人类团体的基本宪章。

在这个社会里,(1)每个人接受了并且知道所有其他人也接受了同样的正义原则,(2)社会基本体制一般都符合这些原则。

这样,一种普遍的正义感就能促使人们结成巩固的团体,抱有不同目的的个人之间就可以连接起公民友谊的纽带。

罗尔斯用这一抽象化理论来评判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他认为,立宪政体的一个主要缺点乃是它不能确保政治自由权的公平价值(财产和财富分配上的悬殊远远超出了可以与政治自由权并存的程度,但却为法律所容忍)。

民主的政治过程充其量只是一种有控制的竞争,得到好处的人往往利用国家的法律和强制工具来确保自己的有利地位。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很快就破坏任何政治平等,普选制不足以抵消这种不平等,只要政党和选举经费来自私人捐助,政治讲坛就会受到占据支配地位的势力的控制。

他提出了几项纠正措施:

(一)反效率原则。在分配上,效率原则可能是不正义的,应当寻找既有功利也是正义的分配方式;
(二)差别原则。任何差别的存在,都要能够有利于境况较差的人;(譬如累进税率)
(三)连锁关系。当地位最不利者获益时,处于中间状况的人也会获利(譬如向下层发放食品券,可以使商店主人获利)。

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对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进行补偿,把博爱变成法律,竭力改善所有弱者的处境。要在经济上倡导竞争。在分配上却要通过税收和对财产权的必要调整,维持分配份额的大致公正。

他的纠正意味着要对美国的社会制度进行相当彻底的改造,意味着促使美国从新自由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

当然,罗尔斯并不想推倒立先珉主制,另起炉灶。

罗尔斯还探讨了代际之间的正义,地球是我们的,也是后人的。不能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福利,就寅吃卯粮,借贷消费;或者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罗掘一空。

罗尔斯的立论基础并不牢固。他把正义的基础放在个人的道德价值、自律、自我的统一等等上面,很不现实。

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他被迫放弃了22年前《正义论》中所提出的假定——即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存在着基本一致的道德信念。他转而强调“合理的多元主义事实”。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互不相容、无法调和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内,使这个社会已经不可能再有一致的基本信仰,不可能再(像《正义论》所说)被视为是一种共同体。这样的一个社会只能统一于政治上的正义概念,而不再能统一于一个伦理学上的正义概念。(从伦理学退入了政治学)而政治学上的正义概念只是各种合理的综合性学说之间重叠共识的焦点。(假如没有共识呢?)

(《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在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因相互冲突、甚至是无公度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歧的情况下,如何可能使社会能够成为一个稳定而正义的社会?”对此,罗尔斯的回答是:民主社会既非共同体,又非联合体,其统一性不是建立在共享的全整性学说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

请注意:这种正义只是基于主观共识的重叠。没有找到一个颠扑不破,亘古不磨的客观基础。实际上罗尔斯在这里就是承认了自己的理论不够完备。

“重叠共识”也可能是一个时代共有的偏见。几千年前东西方所有国家的“重叠共识”乃是:奴隶制的存在天经地义。以暴易暴,胜者为王天经地义。衣分五色,人分九等天经地义。

认为有了“重叠共识”,就能保证一个社会不会远离正义,这是典型的书生之见,迂腐腾腾。

试问如果某一天这种“重叠共识”一致认为某一个个体(譬如罗尔斯先生)应该为了集体、为了国家、为了人类牺牲自己,牺牲“小我”, 罗尔斯先生该如何应对?——他还能不能再继续坚持自己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成员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并坚持认为,为了多数人享受更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是不正当的,坚守他曾经的正义理念?

在《正义论》中,正义被奉为思想体系和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毫不妥协。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正义让位给了实用主义。人们不再去追求真理和普遍正义,而是去追逐一个水性杨花、见异思迁、乍看起来还算是清丽可人的名叫“重叠共识”的风尘女子。——在学术界喧嚣的批评指责声里,罗尔斯先生退却了。

幸好在1999年推出的《万民法》一书中,罗尔斯本着一个学者的良心得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结论。这是地球上一切暴君及其爪牙所深恶痛疾的。遭到了持续不断、连篇累牍的攻击。

罗尔斯虽然承认白由、立先、珉主制,西方社会之外的其他价值、制度、社会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还是依照一国白由主义宪政体系的有无强弱,得出了“白由国家”、“合宜国家”和“法外国家”的分类。并认为 “白由国家”和“合宜国家”可以对“法外国家”的破坏万民法之举进行干预。面对那些违反万民法、违反普世价值的“强盗国家”、“流氓国家”,“干涉” 乃至发动正义的战争乃是促进和平和维护人权的必要手段。

“白由人民”有理由拒绝宽容那些无视、侵犯基本人权的“法外国家”。——这一理论在某国已经被妖魔化、污名化,却完全符合上帝的意旨。

独菜者往往借口“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内政神圣不可侵犯” 为其无法无天、惨绝人寰的暴行辩护。却不知道国家的“主权”只是个体“人权”的延伸;“人权”逻辑地先在于“主权”。

现代社会,主权在民,官为民仆。

一个政府任意剥夺人权,屠杀人民,即彻底丧失了自己存在的自然法、国际法法理基础。譬如,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政府,父子世袭、宫廷武斗、军警统治、财富垄断,肆意屠杀平民,挑起两伊战争、大规模地使用化学武器,对库尔德人实施种族灭绝,吞并科威特,一次次地拒不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它所做出的多种决议……真是“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萨达姆的统治,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暴政,魔性大发,肆无忌惮,汇聚了人性当中最为黑暗丑恶的一面。

这样的政体,哪里有什么合法性可言?

民主国家联合起来,用武力剪除独夫民贼,不但符合国际法的实体正义,更加符合上帝颁布的自然法本意。

民主宪政之下的中国,为了维护正义,可以学习欧美民主国家和以色列,可以在域外适度使用军事力量和特工力量,以便对暴君和暴徒实施膺惩。使印尼军方和民间歹徒大肆屠杀、强奸华人一类的悲剧永远不再上演。

罗尔斯的《正义论》被视为20世纪后50年里,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得到了汪洋恣肆、博大精深的评语。

1971年甫一出版,即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主要社科领域,激起巨大反响。据说三四十年来,西方关于社会正义、分配公平、政治自由、政府中立等问题的探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这本书的回应。然而我们仔细审视分析这本书,就会发现这些评价多半是溢美之辞。罗尔斯的论证十分琐碎,结论也无非是西方民主社会早已公认的那些理念。

在本人看来,这本书用事实证明了现代美国人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已经失去了一度曾经拥有的强悍的逻辑演绎能力,他们与老于此道、驾轻就熟的美国开国精英,欧陆古典思想家根本就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看来看去,这本书也谈不上有多少创新。

称其作者为划时代的世界级伦理学大师,恐怕是言过其实。

 

2

 

罗尔斯的《正义论》根基不够稳固,远离宗教的真理,采用世俗化的构造方式,是无法做到逻辑自洽,无懈可击的。

他最终认为对于何者符合正义,事先并不存在独立的判准,这与法律实证主义——主张法律是人定规则,主张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的看法如出一辙。这就无法完备地解释法律的合法性、正统性之来源(虽然J.B.罗尔斯也被认为是新自然法学说的主要代表之一)。

世俗化的解释忽略了四桩事实:

一、理性的起源。

我们之所以能进行逻辑推理,能签订契约。是因为我们拥有理性。而理性出自我们的创造者;永恒的逻各斯与人的理性相对应。人的理性是对上帝理性的分享。

二、道德的由来。

如果没有神事先压入人体的道德法则,没有神在我们心中安置的天平。人类不会发展出一系列精密的伦理学说,法律规则。

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上帝“超越于这个世界,但又通过其无限权能继续支持着它,通过其恩典指导着它,并按照他的永恒律法治理着它”。自然法被铭刻在人心中,“只要心灵能够理性地思考,上帝就会在他的良心中说话”。

三、宗教的启示。

没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广义的)儒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孔子为至圣先师,以昊天上帝为至上神)等等经典的传布,没有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孔子等先知的教化,人类的世俗法典难以完善。

四、自然法的存在。

透过种种迹象,我们知道,宇宙间存在着自然法,存在着上帝制定的天条。上帝是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

自然法是独立于世间的实在法而客观存在的正义体系,公平正义是自然法的基本规范,唯有自然法能够昭示绝对公理和终极价值。

在人间的法律和宇宙的法律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关联性。实在法(人定法)应服从自然法,服从公平、正义等根本理念。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做为被造、人人平等,人权天赋等等就是自然法条。

不服从自然法就是无法无天,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一部非正义的法律根本算不上是法律,服从自然法(如圣奥古斯丁“恶法非法”),按照理性去生活,我们就可以实现现世的安乐,获得来世的救赎。

西方法学家总结了以下三点:

⑴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
⑵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
⑶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都很恰当。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无明文不为罪、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主权在民、权力分立等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都发端于自然法学。

自然法可以弥补人造法的漏洞,试举一例:

罗尔斯曾经断言:“每一社会成员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或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至于为什么,他并没有交代,论证含糊其辞。

《月牙全书》父本中的一段揭示了这个秘密。用哲学术语阐述,这一原理即:

“一切的意义寄托于主体,客体的意义只能藉主体呈现。”

用大白话说:

如果没有“我”,宇宙的存在,其他人的存在毫无意义。

之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无限价值,奥秘就在这里。

古典时代的自然法学说与近代的自然权利学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古典时代的自然法属于形而上学。近代的自然权利说却出自人的私心衬度,借助对人性的经验式理解推演而出,已经被近代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所毒化。

我们应该摒弃从弗兰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到约翰·罗尔斯几百年来的经验法学传统,借助对宇宙起源、生物起源、人类起源的思索,借助形而上学体系的重建,迎接自然法的伟大复兴。

古代的救饥方,关键时刻可保命!

阅读(30)

在中国古代,每当饥荒之年,就会有人配制各种救饥方,布施救济饥民,成本很低,活人无数。

未来几年恐遇到灾难、饥荒,国土危脆,无常迅速,有识之士慈悲为怀、推广实践,功德无量。

许真君救饥方(出自《文堂集验方》)

1、材料:黄豆7斗,芝麻3斗。

2、处理:用水洗净后蒸,不要浸泡太久,以免失去元气。

3、晒干:蒸后晒干,去壳。

4、重复:重复蒸晒过程共三次。

5、捣制:将材料捣至极熟。

6、成型:制成丸状,大小如核桃。

7、服用:每服一丸,可耐三日饥饿。

清代医书《医方拾锦》中的救饥方

1、材料:芝麻、江米(糯米的一种)。

2、炒制:将芝麻和江米炒至香熟。

3、研磨:炒后研磨成细末。

4、煮枣:用煮枣的水和粉末制成丸状,大小如弹子。

5、服用:每服一丸,可一日不感饥饿。

《周氏集验方》中的救饥方

1、材料:核桃仁、茯苓、薄荷各四两,杏仁去皮尖一两,煮甘草去皮一两,嫩桔梗一两,小茴、炒贯众各四两。

2、研磨:将所有材料研磨成细末。

3、晒干或烘干:将粉末晒干或烘干,冷却后存放于瓶中。

4、服用:每用一匙含于口中,再食用草木枝叶,细嚼至饱,依旧保持气力。

5、注意事项:若食用树皮,必须与稻草节同食,否则可能会胀死,不可不知。久饿后不宜骤然吃饱,应先少食稀粥,并忌过热之物,逐渐增加食物的稠度。

这些古代救饥方在饥荒时期用于救济饥民,成本低廉,能够救人于危难之中。

夫仁人君子,义田储粟,利及后世,此仁德之大者。其或凶年荒岁,随力施赈,贵买贱卖,以救一方。能救千人者,名登仙录。仁人力行利济,天之报施,未有不富贵倍之者。

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难时一粒米,胜过万两金,若为众生计,方为人上人。

(注:救饥方不是压缩食品,顿顿都吃,而是灵丹妙药,服一粒可以数日不饥,体力充沛。)

《镜花缘》中的代粮丸 避谷方

“此时俺倒想起一事:当日俺们制有救荒豆末,自从初次飘洋用过一次,喜得后来从未绝粮。今甥女上山,倒可用著了。”

林之洋道:“亏你提起,俺倒忘了。”从箱中取出一包豆面并一包麻子,递给小山道:“你明日未曾上山,先将豆面尽量吃饱,就可七日不饥。至第八日再吃一顿,就可四十几日不饥。如觉口干,可将麻子拌些水吃,就不渴了。这是俺们海船教命仙丹,须好好收了。”

小山接过道:“此豆怎样炮制,就有如此功效?如果灵验,若到荒年济世,岂不好么?”

林之洋道:“这个原是备荒用的。你道这方俺怎得知?是你父亲传结俺的。据说当初晋惠帝水宁二年,黄门侍郎刘景先因年岁荒旱,曾具表奏道:‘臣遇太白山隐士传授“济饥辟谷仙方”。臣家大小七十余口,以此为粮,不食别物。苦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

其方:

用黑大宜五斗,淘净,蒸三遍,去皮;用火麻子三斗,浸一宿,亦蒸三遍,令口开,取仁,去皮;同大豆各捣为末,和捣做团如拳大。

入甑内,从威时蒸至子时止,寅时出甑,午时晒干,为末。

干服之,以饱为度,不得再吃别物。

第一顿七日不饥;第二顿四十九日不饥;第三顿三百日不饥;第四顿二千四百日不饥;不必再服,永不饥了。

不问老少,但依法服食,不但辟谷,且令人强壮,容貌红白,永不憔悴。口渴,研麻子汤饮之,更润脏腑。

若要重吃他物,用葵子三合为末,前汤冷服,解下药如金色,任吃他物,并无所损。

前知随州郡守,教民用之有验,序其原委,勒石于汉阳兴国寺。

【还有一方】:

用黑豆五斗,淘净,蒸三遍,晒干,去皮为末;

火麻子三升,浸去皮,晒研为末;

糯米三升,做粥,入前二样和捣为团,如拳大。

入甑内,蒸一宿,取晒为末;

用小红枣五斗,煮去皮核,入前末和捣如拳大。

再蒸一夜,晒干为末。

服之以饱为度,最能辟谷。

如渴,饮麻子水,能润脏腑;

或饮脂麻水亦可,但不得食一切物。

当日你父亲传俺此方,俺配一料带在船上。那知头一次飘洋,就遭风暴,偏遇连阴大雨,耽搁多日,缺了柴米,幸亏这物才救一船性命。

这是你父亲积的阴德,俺同你舅母至今还是感念。”

能耐饿的代粮丸

一种能耐饿的代粮丸,是用去皮后的黑豆、去壳后的火麻仁按规定配比通过粘合剂和匀为丸,然后蒸熟。

其中,每丸的重量为100克 - 200克;其中去皮后的黑豆、去壳后的火麻仁的规定配比按重量为:去皮后的黑豆3份,去壳后的火麻仁2份;所述粘合剂为糯米粉,糯米粉的用量以能使黑豆火麻仁相互粘合为基准。

上述的能耐饿的代粮丸具有特殊的耐饿效果,服一次可管7天不饥饿,服第二次可管15天不饥饿,服第三次可管50天以上(可持续到100天)不饥饿,每天只需喝水即可,不能进食其它任何食物。

该代粮丸特别适合救荒赈灾使用,及在备战期间士兵执行特殊任务时使用。

潼关道的形成

阅读(47)

人类最早的道路网形成于大迁徙。大约在五万年前,外形、骨骼、智力与我们相同的现代人开始出现,他们自中东与北非向世界各地散播。走向欧洲,非洲与亚洲腹地,走向澳洲与北南美洲,他们的足迹与航迹,构成了人类最早的道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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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道路网的雏形

人类最早的道路网形成于大迁徙。大约在五万年前,外形、骨骼、智力与我们相同的现代人开始出现,他们自中东与北非向世界各地散播。走向欧洲,非洲与亚洲腹地,走向澳洲与北南美洲,他们的足迹与航迹,构成了人类最早的道路网络。

牧场有载畜量,地域有载人量,人口增殖,资源匮乏,食物短缺时人类必须迁移。迁移时人类往往是追踪着动物的脚步,或者沿着海岸线前进。四万数千年前,乃至更晚,人类分几个方向西迁徙进入中国。一路朝东北方向进入俄国,西伯利亚,阿尔泰和中国北方地区。一部分继续迁移进入美洲,一部分折而南下到达了山东和江苏一带。一路自中亚往东迁移从新疆方向进入中国。还有一路从更靠南的西藏高原东缘进入内陆,到达陕甘等地。最多的人群却在沿海鱼虾贝类的保障下沿着海岸线快速移动进入了中国。其中大部分是黄种人,也有少量白人部落。由于文献资料匮乏,基因资料混乱,各支人群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混血融合已经很难细加考证。

周口店遗址区西南6公里处有一个田园洞。前几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现代人的下颌骨等组织。中科院科学家和外国专家对田园洞人化石的研究显示,田园洞人距今约4万年,(具体地质年代定为4.2万至3.85万年前。)是迄今在欧亚大陆东部所测出的最早的现代型人类遗骸。这是我们真正的祖先。中国最初的道路始于他们的赤足或者草鞋、兽皮鞋下面。

这是营渔猎采集生活的现代人。他们发明了石器、木器、骨器,弓箭、投枪、套索、渔网、石矛、鱼钩、骨针、原始陶器等等工具。在冰天雪地的冰河期,在技术落后的旧石器时代顽强生存着。

2、旧石器时代的草原之路

到距今四、三万年时,人类开始出现在渭河流域与西安附近,关中无疑已经有了路。

由于山河夹逼,原始的潼关道应该已经踩出了路影。由于正值末次冰期,气候干凉,那时的渭水流域大部分地方的植被都是草原。到了距今1.8万年~1.5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极盛期,渭水流域的气温降到了更新世以来的最低点,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0°C~12°C,极端干冷。

关中草原上生活着以狩猎和采集为其经济生活主要来源的人类,譬如沙苑人。他们制造了大量细石器、复合工具,用装有石镞的箭射击着野兽,在关中平原上踩踏出一条条最原始的道路。

3、古人用脚投票路况决定于气候

关中气候一万年来有几次波动:

先是冷热交替,公元前5000年,气温持续温暖,比现在高3℃~4℃。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西安市东郊灞桥区半坡遗址甚至发现了獐、竹鼠和貉等亚热带动物的骨骼遗骸。公元前3500~1000年间,黄河流域有大象、水牛和竹子等,估计当时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年降水量比现在多200mm以上。

此后是西周时期冷东周到西汉(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气候温暖湿润

东汉、南北朝(公元初年至公元6世纪)寒冷。

隋唐时期温暖,梅和柑橘能在关中地区生长。

(然后是宋寒,元暖明清寒冷交替。)

——这是关中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的深层背景。

大体上,气候温暖,人类活动频繁,路政就发达;反之亦然。

周秦汉唐定都关中,除了西周气温稍低,与现在相当,大致都在温暖湿润期中。

4、新石器时代的林中道路

最后冰期结束(距今一万二至一万三千年)后,非洲、西亚、东亚等许多地区的人类几乎同时开始向农业文明进化。农业、磨制石器,纺织,家畜饲养,制陶的出现,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标志,标志着人类已经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了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

关中的黄壤土,《禹贡》定为上上等,十分适宜耕作。一旦气候转暖,老天爷开恩,立刻森林密布,变成了物产丰饶的“陆海”,变成了中华文明摇篮。陕西陆续出现了大地湾文化(距今7800年前,时间跨度越3000年,种植黍、油菜等,用石刀、石铲和石斧等,有制陶业、住圆形半地穴式建筑,出现原始文字),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已经进入黄帝,尧舜禹和夏王朝范围。

作为主体奠基华夏文明的仰韶文化遗址,以陕西省为最多。位于陕西省骊山脚下,临潼县城北一公里处,临河东岸的姜寨遗址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

图/姜寨遗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姜寨,是中国新石器遗址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从距今约6700年开始,原始先民在这里居住了三千年,跨越仰韶文化时期的四个阶段和龙山文化时期。那时这里是一片莽莽原始森林,潼河、临河自南向北奔流,在临潼城北相交汇合。先民们在这里狩猎、取木,种植、畜牧、捕捞,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生活在尊老爱幼的(儿童特别是女孩随葬品比成人丰厚得多)母系氏族村落里。在这里开始了原始农业、家禽饲养,发明了烧陶、编织、防御、挖窑穴、造房屋、绘画、装饰等项技术。

这里发现的十”、“一”、“市”、“巾”等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早期文字。这里发现的绘画工具,乐器,揭橥了中国美术、音乐史。这里发现的黄铜片、黄铜管,是中国最早的,说明了在6500年至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对铜的冶练、铸造技术,仅仅比西亚晚了一千年(已经可以开启铜石并用时代),再加上紧邻临潼的同样大名鼎鼎的西安半坡遗址,有些专家据此认为“把骊山誉为“华夏源脉”是名副其实的”。

图/半坡遗址示意图

姜寨遗址发现了两条道路,这一时期关中的道路除了人工踩踏,显然还出现了使役牛、马为人类运输而形成的驮运道,以及拖拽木橇于草地而形成的拖运道(橇是车的前身),已经远比冰期中稀疏的草原之路稠密发达。

需要说明的是,水驿的雏形诞生极早,远古中国人用葫芦渡河。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已经发现制作精美的木浆,说明舟船早已出现。而人类远在四万多年,没有发明弓箭以前,已经渡海进入了澳洲,他们可能使用了竹木筏或者独木舟。

5、黄帝制车惠及潼关道

黄帝时代,横穿中国腹地连接长安—洛阳的轴心干道“潼关路”已经基本形成。这条道,周代称“桃林塞”路,秦、西汉称“函谷路”,东汉以后称“潼关路”。

长安东大道的走向,可以说是因地制宜的典范。长安以东,渭水南侧与秦岭之间,是宽阔的阶地平原。受到山水的制约。古人必须在这里开辟道路,才能够稳定存在。到了潼关以东,这条路还有深险如函的一段。

中国历史发展到了黄帝时代,进入了西方学者所谓“酋邦”_连接氏族部落与国家的转折期。黄帝部落以畜力车的制造、使用声名大噪,酋长轩辕氏黄帝本人更成了天下共主。

中国人早已懂得驯养牛、马等动物,借鉴在橇的木板底下安放圆木,以滚动代替滑动的经验,发明人力推挽的车辆估计也有了一些时间。到了炎黄五帝时代,人们把两者结合起来,掌握了“驾马服牛”的技术,运送货物、供人乘坐。

《古史考》把它归功于几个人:“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

《古今图书集成》记曰:“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一般认为这是在四千六百年前发生的事情。

《汉书》载:“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

还有人说黄帝“命马师皇为牧正,臣胲服牛使驾”,甚至说黄帝发明了指南车,估计是有些夸张了。

《墨子》、《荀子》和《吕氏春秋》则记述奚仲造车,说是大约4000年前的薛部落以造车闻名于世。《左传》说薛部落的奚仲担任夏朝的“车正”官职,而车正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考古学者曾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上限恰当夏代建国之初),发现了大批青铜刀、锥、凿、铲、锛等生产用具,说明当时青铜冶炼已有较高水平,已经具备制造各种车辆和广泛开辟道路的能力。

图/二里头一号建筑平面图与复原图 来源:徐龙国《中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考古学报》2015 年第 4 期

6、车辆的使用与潼关道的修整

有了车辆,就要开辟道路,就有路政。由于黄帝与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在豫西晋南一带,与陕西关中地区近在咫尺。新开辟的潼关道既是贡道也是商路。附近的甘部落,有扈部落等等必须要按照中央指示定期参与道路整修是可以想像的。

谈到路政,《古今事物考》说:

“黄帝游幸天下,而有计里之车。绎道路之纪以里堠,起轩辕氏也。”

《路史》说,黄帝“命竖亥通道路,正里候(堠)。”

“里堠”就是古代道路上记录里程的土堆或土墩,有时用两个土堆(“十里双堠,五里单堠”),与古罗马大道上的里程碑相似。

“堠”在路旁,因而常常成为诗人记录离别的象征物。

柳宗元《寄零陵亲故》诗:

“岸旁古堠应无数,次第行看别路遥。”

韩愈《路旁堠》一诗曰:

“堆堆路旁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

——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关中有许多古代路堠。

元代萨都剌在诗中感叹:

“烟树云林半有无,野人行李更萧疏。堠长堠短逢官马,山南山北听鹧鸪。”

当时的潼关道旁,显然同样有许多这种计程用的土堆。

尧曾经在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修了一条宽广的通衢大道,称为“康衢”人称“康庄大道”。

大舜则乘车四处巡狩,他规定五年一巡狩,对表现好的官员(群后),“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奖励他们豪华马车。

大禹更是“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把“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在全国修整了九条宽广大道。他的后裔夏王,规定“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要定期整治道路,修造桥梁。

大舜、大禹行遍全国,他们的车辙、足迹显然也留在了早期的潼关道上,留在了临潼。

7、夏启利用潼关道发动第一次车战

大禹之子夏启夺位后,攻杀禹选定的继承人伯益,改选立贤能的“禅让制”为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统治。

关中和启同姓的有扈氏部落(在今陕西省户县)不服,起而反抗。于是夏启调集王室卫队及诸侯军队,利用大批的驮畜和战车、运输车。西渡黄河,经由潼关道,进攻有扈氏。双方对阵于今陕西户县一带有扈氏国都的南郊甘泽。

在誓师时,夏启宣称自己是替天行道。他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有扈氏不遵守历法,对天帝不敬,又不遵王命,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

由于古时战车上立载三人,分左中右,左边的人负责射箭,中间的人驾车,右边的人用矛刺杀。因此夏启规定:“开战以后,战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能用箭射杀敌人,那你们就是不遵从我的命令;战车右侧的兵士如果不能用矛刺杀敌人,那你们就是不遵从我的命令;驾驭战车的兵士如果不能擅长驾驭战马之术,那也是不遵从我的命令。凡是遵从命令者,我就在先祖的灵位前予以赏赐;凡是不遵从命令者,我就在祖先的灵位前加以处置,或者把你们降为奴隶,或者把你们统统杀掉!一个都不饶恕!”

夏启训话完毕,两军开战,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有扈氏被打败了,有扈部落的成员被罚做畜牧奴隶。从此,夏启的王位终于坐稳,他放弃大禹的首都河南禹县阳翟,西迁到大夏(今汾浍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可能也有就近控制监视有扈氏部落的意图。

父死子继的封建王朝统治制度,正式开始了。

李民先生《尚书与古史研究》考证:扈国的中心地区在今陕西省户县,而最盛时的势力范围已达到今之陕西东部,是一个大而强盛的氏族部落方国。则临潼一带,那时就是有扈氏的地盘。

“有扈氏为义而亡”,维护“天下为公”,“唯贤唯能”的原始民主制度值得我们同情,但夏后启和有扈在甘泽大战中首次大规模使用战车同样值得我们关心。

在战鼓隆隆、旌旗蔽空、车驰卒奔、尘土飞扬的战场上,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背后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建设的完善。没有潼关道的出现,甘之战大量战车的使用实在不可想象。

正是全国道路网的形成,包括潼关道的出现,为古代驿政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顺便说一句,作为未来水驿的载体,那时开始有了木板船,先民早已制成了木筏、竹筏、草筏和羊皮筏等。在我国各地考古发掘中,先后出土的独木舟多达20多只。木板船的发明则至少不能晚于夏朝,大量的金属工具与规、矩、准绳等木工生产工具,使建造木板船充分具备了各种条件。

传说大禹受到背上生有高鳍的海鱼的启发,发明了帆。颛顼[专虚]发明了浆、篙,帝喾发明了舵和橹,尧发明了纤绳等等。这是造船史上的飞跃,开辟了航海及河运史上的新时代。

人类是近五万年前忽然产生的,接着他们开始了大迁徙,分散到世界各地。

没有发现人类与早期智人有什么血缘联系,更不要说直立人了。

 

2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馀”......

中国周秦汉隋唐等朝的统治中心,在中古的一千数百年中,一直在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

先后有十七个朝代及政权建都于长安,总计建都时间超过1200年。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定都洛阳(从夏朝开始),洛阳更有1529年的建都史。潼关道一肩挑两京,其重要地位自然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从“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的潼关道支点天险潼关,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即可见其一斑。

夏启征伐有扈,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属于开国之战。一千多年后,周武王伐纣,又一次开国,往返亦经此道。

从上面补充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石器时代潼关道的四周人口稠密。人来畜往,自然会踩踏出路径。

夏启西征之后,建都安邑,这条道显然是王国的主干道之一。到了殷商,建立邮传系统,潼关道应该是驿道中的一条。大邑商与周、崇等方国联系紧密,此路功不可没。周武王伐纣,几乎走完了潼关道全程。

西周建国后,以宗周镐京与成周王城为中心,划定王畿千里。大力整修两京之间的道路,潼关道在大多数路段建设得特别宽广平坦。《诗经》以“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来形容它,此道遂成为中国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一条路,地位居于诸驿路之冠。

周公东征(应该是刚刚开始整修),利用此路平灭了三监之乱。秦出天下兵,蹴踏东方,统一全国时,这条路是最主要的战略公路。嗣后刘邦与项羽决战中原,萧何依托此道“转漕关中,给食不乏”,为大汉朝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隋、唐建都长安,转输江淮财赋,潼关道水陆两途更成了隋唐两朝的经济生命线。

直到玄宗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西京残破,潼关道的千年兴盛才呈现下行趋势。唐昭宗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亡国,此路遂衰。但宋、元、明、清各朝,潼关道亦为官马大道,是开封、北京联结陕西以及西北、西南地区的交通纽带。

除此之外,潼关道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诗之路”。所谓 “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词人战一场”,历朝历代描写潼关道及其周围景致的诗,足以汇聚成一本专集。

图/潼关道

试举几例:

“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

霜峰直临道,冰河曲饶城。

古木参差影,寒猿断续声。

冠盖往来合,风尘朝夕惊......”

——李世民《入潼关》

“数日方离雪, 今朝又出山。

试高凭处望, 隐约见潼关”。

——韩愈

“长安城中三日雪,潼关道上行人绝。

黄河铁牛僵不动,承露金盘冻将折......”

——陆游

“尘土长安古道深,潼关依旧接桃林。

使君骢马来何后,道士青牛去莫寻。

春半河山犹寂莫,日长坑阪正崎嵚。

平生冷笑元龙误,老觉求田负寸心。”

——晁补之

这是一条载满历史载满故事的大道,四周围峰峦如聚、波涛如怒,路上则是槐柳参天、夹峙千里。

几千年来,数以亿计的大小人物,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到市井小民,引车卖浆者流曾经从这条道上走过。

正所谓:

“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

争利贪前竞著鞭,相逢尽是尘中老。”

回顾往昔,瞩望未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一道之兴衰竟会如此的关乎国运,不由使人喟然长叹!